溥仪在苏联的俘虏生活，直呼俄罗斯女军官太漂亮，而且军官妻子太热情。1945年，溥仪被苏军押往苏联，一场末代皇帝的俘虏生活”就此展开。谁能想到，这位刚从伪满皇宫跌落的人，到了苏联反倒吃香的喝辣，而且还被女军官骑马巡视、军官夫人送点心伺候得妥妥帖帖。
1945年8月19日，沈阳机场的跑道上，狂风裹挟着细沙，抽打在溥仪那件略显宽大的西装上。苏联空降兵冰冷的枪口、皮靴踏地的声音，宣告了他那荒诞“满洲国皇帝”生涯的终结。
然而，当他被押上前往苏联赤塔的飞机时，他绝不会想到，自己即将开始的，并非刀锯斧钺的刑场，而是一段被精心圈养在“镀金笼子”里的奇特岁月。
赤塔市郊的莫罗科夫卡收容所，原是一处风景优美的疗养院。木质结构的别墅隐匿在挺拔的白桦林中，冬季零下三十度的极寒被壁炉里跳跃的火光隔绝在外。在这里，溥仪住着铺有厚地毯的单间，房间里甚至摆着一架成色极好的钢琴。
苏联看守见到他，会用生硬的汉语，带着几分戏谑称呼他为：“皇帝同志。”
在这座收容所里，溥仪享受着战后苏联普通百姓做梦都想不到的奢华待遇。一日四餐，面包香气、俄式红菜汤的酸甜、甚至还有果酒。每天下午，金发碧眼、身材高挑的苏联女军官会端着精致的瓷盘，送来刚刚烤好的蜂蜜蛋糕。
溥仪在房内踱步，随从李国雄则在墙角为他焚起带出来的线香。在异国的松木香与中式线香交织的气味中，溥仪有时会坐到钢琴前，用冰凉的指尖弹奏一曲《月光曲》。
琴声穿透窗户，飘向外面寂静的白桦林。他享受着这种体面，却又在享受中感到一种彻骨的惊恐——窗外那些骑在马上、腰佩手枪的女军官，她们大方的笑容背后，是苏联政治算计那双冰冷的眼睛。
苏联需要他。他是东京审判中指证日本侵华最完美的“活证人”，也是苏联在战后东北亚政治格局中，捏在手里的一张王牌。
为了留在这片能保全性命的土地上，溥仪不惜放下了天子的尊严。他甚至主动提出将自己从故宫带出来的整整两箱奇珍异宝——钻石怀表、翡翠扳指，以及那方乾隆御玺田黄石印章，悉数献给斯大林。
“这都是罪民的一点心意，愿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。”他躬着身子，对收容所所长说道。
两箱珍宝被无声地收下，没有留下任何收据。那一刻，他看着空空如也的箱子，深知自己已经退无可退。
1946年8月，东京审判的证人席上，溥仪连续八天出庭。在镁光灯闪烁的法庭里，他情绪激动地拍打着证人台，控诉日本人的罪行。但当被问及“是否自愿当傀儡”时，他推脱得一干二净。他知道，这出戏演得越卖力，他在苏联的安全就越有保障。
然而，作证回营后，那两箱珍宝的流失和斯大林的沉默，让他的焦虑达到了顶点。他开始频繁用带出来的《诸葛神课》进行占卜，每一次占卜，卦象似乎都指向那个他最惧怕的词——“遣返回国”。
在伯力收容所的深夜，风在白桦林里呼啸，发出如泣如诉的声音。溥仪常常从噩梦中惊醒，梦见自己被押上刑场，梦见午门下的屠刀。他摸黑走到窗前，用一枚小铁钉，在木质的窗框上狠狠地划下一道痕迹。
那是他在苏联度过的第1095天，窗框上的划痕已经密密麻麻，多达324道。每一道划痕，都是一个失去自由的灵魂，在归期与死亡的阴影下，无声的颤抖。
他曾三次致信斯大林，哀求加入苏联国籍，甚至在伯力学着像个普通农民一样去种西红柿，跟着苏联士兵学搭架子。当他第一次把沾满泥土的双手放在眼前时，这个曾经统治过亿万臣民的皇帝，脸上竟浮现出一种近乎卑微的满足。
1950年，当遣返的命令终于下达时，溥仪在伯力收容所的办公室里，脸色惨白，双腿一软险些跪倒在地。他抓着所长的衣袖，像个溺水的人一样哀求：“只要不送我回去，我愿意一辈子在这里挑水、种地！”
曾经的金剑已经不在，曾经的皇权早已成了史书上的笑话。在夕阳的余晖中，一列开往中苏边境的列车缓缓启动。
溥仪靠在车窗旁，看着那些渐渐远去的白桦林，心中一片荒凉。在这场持续了五年的“战略圈养”中，他用尽了尊严、珍宝与表演，最终也没能换来一张留在异国的“免死金牌”。
主要信源：（抗战胜利后，溥仪作为战俘被关押在苏联的真实状况.旅行者说文史）
天创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